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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情分析
学生对古建筑有零散认知,但未系统掌握其特征,也缺乏古建筑与城市建设关联的认知;偏好实践案例,对理论关联内容兴趣低;未来工作需将古建筑元素融入现代设计,需建立 “特征认知 - 城市关联 - 设计应用” 逻辑。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古建筑核心特征(如木构、对称布局),了解其与古代城市建设(如都城规划)的关联。
能力目标:能识别古建筑特征,初步分析其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取元素用于简单设计。
素养目标:提升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培养结合古建筑与城市建设的设计思维。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古建筑核心特征;古建筑与古代城市建设的关联。
难点:理解古建筑特征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将相关元素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
第一部分、中国古建筑特征
纵观世界古代建筑体系,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木结构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完善。结构稳定,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特点明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东方的古代中国地理位置独特,或是陆地,或是高山,或是沙漠,或为大洋所隔。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众多的人口,使古代中国建筑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1、木构架建筑的结构特色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没有选择石材而选择了木材,究竟原因何在呢?中原地区森林茂密,木材比石材更为丰富,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由于技术所限,开采石材难度较大,于是从石器时代到奴隶制社会,惯用木材,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逐渐形成了使用木材的文化传统。封建时期,木材便于积累,易于施工,木构建筑易于扩建,能适用于山区等特点,被劳动人民广泛使用。虽然统治者能够集合足够的劳动力去修建大量的石材建筑,但技术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保持的,木材和木构建筑的特点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眼中具有普遍、广泛的发展基础,所以木构建筑体系高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
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结构体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逐步衰落,经历了上千年的历程。对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筑文化像中国一样热衷于木结构。从史前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木作、小木作,中国的建筑文化一直以土木及其结构技术为主旋律。木构架建筑能够如此长久、广泛地被使用,必然有其特殊之处。
1)木构架建筑的优势
材料来源广泛 :木材属于可再生资源,随手可得。在古代,我国广阔的土地上散布着大量茂密的森林,包括黄河流域,也曾是气候温润、林木茂盛的地区,材料的来源非常广泛。加之木材易于加工,相较于石材,它布置起来比较灵活,同时也较为轻便,在建造过程中,可以节省劳动力,同时也节省了时间,一举两得。
抗震性能优异:木结构房屋由于自身的质量小,地震时吸收的地震力也相对较小。木结构的韧性大,对于瞬间冲击荷载和周期性疲劳破坏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可以吸收并消散能量。砖石材料受压强度较高,但砌体的抗拉、抗剪均有致命弱点。总体来说,木结构建筑的抗震能力较砖石结构建筑更强。
木构架的组成采用榫卯结构,木材本身所具有的韧性加上榫卯节点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动性,使整个木构架在消减地震力的破坏方面具备很大的潜力,许多经受过大地震的著名木构架建筑(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塔)都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就是有力的证明。
适应性强:由于木构架建筑具有便于就地取材、材料供应和加工方便、施工快捷经济并易于扩建、能够灵活适用于不同地势和气候环境的优点,对需要建造房屋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条件而言,有着比较广泛的适应性。木构架建筑是由梁、柱、枋等构件形成框架来承受屋面、楼面的荷载及风力、地震力的,墙体并不承重,只起到围护、分隔和稳定柱子的作用,因此民间有“墙倒屋不塌”的谚语。房屋内部空间比较自由,可以任意开间,门窗也可任意开设。使用的灵活性比较大,适应性也很强,不管是哪个地带,都可以适应。
技术上的优势:木构架建筑在技术上采用建筑模数制。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到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宋代的《营造法式》中,模数化已完全定型。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这显然是进步的成熟现象。
灵活性强:木结构体系灵活性很强,组合是其构图的基本观念。它以间为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如果说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一种积木游戏的话,那么这种积木游戏则遵循着“三位一体”的构造原则,使建筑极具韵律感。模数化的应用,使得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呈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性,大大缩短了营造时间。
加工速度快:在达到同一要求和效果的前提下,中国的建筑是世界上最节省的建筑,换句话说,也是最经济的技术方案,尤其是在施工时间上。同时代、同规模的中国建筑比西方建筑的建造速度快了许多。木材加工远比石材快,加上唐宋以后使用了类似今天建筑模数化的方法,各种木构件的式样也已定型化,因此可对各种木构件进行同时加工,制成后再组合拼装。所以欧洲古代一些教堂往往要花上百年时间才能建成,而明成祖兴建北京宫殿这样的大规模建筑群,建造的时间也只有十几年。因此,虽然木材极易失火和损坏,但依然得到了人们的青睐。
利于迁移和维修: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可以“搬家”的,只需要把组成房屋的标准构件——梁、柱、枋、檩、门、窗、隔扇等拆卸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装配,房屋的“搬家”即可完成。木构架建筑结构具有可卸性。榫卯节点有可卸性,替换某种构件或整座房屋拆卸搬迁和维修,都比较容易做到。历史上也有宫殿、庙宇拆迁异地重建的例子,如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元代道观,整座建筑群于20 世纪50 年代被拆卸迁移至芮城县境内。
夯土技术的结合: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夯土技术,利用黄土地区取之不尽的土作为夯土台基、夯土墙。夯土台基既避免了地下水经毛细作用蒸发到地表,又使木构架建筑避免了雨水的侵蚀,有效地保证了土和木的耐久性能,克服了土和木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很长时期里阻碍了石材和砖的大量使用。
2)木构架建筑的缺陷
由于受到材料、建造方法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也存在一些缺陷,甚至这些缺陷伴随着优势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发展。
建筑体量受限:由于木材承受荷载的能力有限,木构架建筑的体量和高度与石材相比受到的限制比较大,因此难以建造大型建筑。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木材的生长需要一定时间,特别是特殊材质的大型树木越来越少。宋代时,建造宫殿所需的大型木材较为紧缺。因此,《营造法式》用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大料不能小用、长料不能短用、边角料用作板材、柱子可以用小料拼接等一系列节省木材的措施。
明永乐时造北京宫殿,不得不从西南和江南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采办木材。清代营造宫殿的木料主要来自东北。随着人们对森林树木的大量砍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失,河水断流,虽然木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古代人们还是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我国历史上许多曾经繁荣的都城周围,如今生态环境资源往往已近枯竭。
建筑易受侵蚀:由于木材本身的特点,极易遭受侵蚀,如白蚁的侵害、水灾、腐朽、火灾等。明永乐年间兴建的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即遭雷击而焚毁,后又屡建屡焚。各地城镇因火灾而烧毁大片房屋的记载不绝于书。由于上述原因,与石材相比,古代木构架建筑遗存的数量不多,年代也不是很久远。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架建筑是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782 年),距今1 200 余年。
建筑维护成本较高:为了维护木构架的建筑构件,使其免受风雨的侵蚀,需要经常对结构构件和装饰构件表面的油漆、彩绘进行护理甚至重新修缮,日积月累,所需成本就远远大于石材建筑。
3)木构架建筑的结构体系
我国木构架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井干式三种。
抬梁式建筑:抬梁式(又称叠梁式)木构架(图2-1)是中国古代木结构的一种主要形式,适用范围较广,大多应用于官式建筑与北方民间建筑中,在宫殿、庙宇、寺院等大型建筑中普遍使用,更为皇家建筑群所选用,是我国木构架建筑的代表。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柱上搁置梁头,梁头上搁置檩条,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较短的梁,如此层叠而上,梁的总数可达3~5 根。当柱上采用斗拱时,则梁头搁置于斗拱上。抬梁式的优点是室内少柱或无柱,可获得较大的空间;缺点是柱梁等用材较大,消耗木材较多,重要建筑则用斗拱承载出挑。
抬梁式构架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唐代时发展成熟,出现了殿堂式
和厅堂式两种基本类型。厅堂式构架的主要特点是室内的柱子与外墙的
柱子不等高,柱子与房屋上部结构间不通过斗拱衔接。唐宋时,厅堂式
构架多用于低等级、小体量的建筑。殿堂式构架的主要特点是室内所有
柱子均等高,柱子和上下屋架间通过斗拱衔接。唐宋时,殿堂式构架多
用于体量较大的高等级建筑。宋代以后,随着斗拱在建筑结构中的作用
日益减弱,殿堂式构架也逐渐被厅堂式构架所取代。明清时期,内外柱
不同高的厅堂式架构成为主要的建筑结构形式。
穿斗式建筑:穿斗式(又称穿逗式)木构架(图2-2)的特点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个的房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头上;沿檩条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联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整体框架,广泛用于江西、湖南、四川等南方地区。
2、中国古建筑的建筑特征
单体建筑以间为基本构成单位:中国木构架建筑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以四根立柱,上加横梁、竖枋而构成“间”,一般建筑由奇数间构成,如三、五、七、九间。开间越多,等级越高,紫禁城太和殿为十一开间,是现存最高等级的木构架古建筑。单体建筑的立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台基、屋身、屋顶。北宋著名匠师喻皓在《木经》中曾提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以下为下分。”其中上分指建筑屋顶,中分指建筑屋身,下分指建筑台基。我们可以通过这三大组成部分来介绍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组成及其形式特征。
独特的外观造型:屋顶是我国传统建筑造型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它对建筑立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十分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总的来说在形态上的显著特征是大屋顶。屋顶不但体型高大且是曲面造型,屋顶四面的屋檐是两头高于中间,整个屋檐形成了一条曲线。从汉代初得的雏形至明清的规格化,屋顶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主要有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多种形式。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其次是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和攒尖顶。除此之外,还有卷棚顶、扇形顶、盔顶、盝顶、勾连搭顶、平顶、穹隆顶、十字顶等特殊的形式。
群体建筑特征:
第1是以院落为单位,中国古代建筑与宫殿、庙宇、住宅的一般都由单体建筑和围墙围合成院落,再由院落组成建筑群。如三合院和四合院。
四合院
第2就是纵深布局,中国古代建筑的群体组合主要是沿纵深方向布局,沿一条纵深的线,对称或不对称的布置一连串形状与大小不同院落与建筑物。
3、装饰特征
梁枋与斗拱装饰:木构上的 “彩绘艺术”
梁、枋、斗拱是古建筑的核心承重构件,装饰以彩绘和雕刻为主,既保护木材(防潮、防虫),又展现工艺美学。
斗拱是 “柱与梁” 之间的承重构件,早期以结构功能为主,明清后逐渐精细化:斗(方形木块)、拱(弓形短木)上常雕刻 “云纹”“龙纹”“花卉纹”,部分园林建筑的斗拱还会雕刻 “松鼠葡萄”“石榴” 等,寓意 “多子多福”。
门窗装饰:通透中的 “吉祥密码”
门窗是建筑与外界的连接,装饰以 “格栅(花格)” 和 “浮雕” 为主,兼具通风、采光与审美功能,核心特征是 “纹样寓意化”。
屋顶装饰:等级与意象的视觉核心
屋顶是中国古建筑最具标志性的部分,装饰不仅体现建筑等级,更通过造型与雕刻传递文化寓意,核心元素包括:脊兽(吻兽),瓦当等
墙面与基座装饰:低调中的 “细节美学”
墙面与基座是建筑的 “根基”,装饰相对低调,但细节丰富,体现 “稳重” 与 “实用”:如影壁、山墙、基座(台基)
天花与藻井
天花与藻井都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室内顶棚的装饰形式,藻井是天花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用于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的关键位置。
第二部分、古代城市建设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历经数千年,随社会发展逐步形成独特体系,大致可分四个核心阶段,脉络清晰且各具特征。
一、起源萌芽(原始社会晚期 — 夏商,约前 3500 年 — 前 1046 年)
此阶段是 “聚落” 向 “城邑” 的过渡,核心是 “防御” 与 “王权初现”。原始社会晚期,农耕文明推动大型聚落出现,陕西神木石峁mǎo遗址(前 2300 年 — 前 1800 年)是代表,有内城、外城、皇城台三重石砌结构,配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已是早期 “城” 的形态。
夏商时国家形成,城市成王权中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疑似夏都)首现 “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 功能分区,宫殿有 “前朝后寝” 布局;商晚期殷墟(河南安阳)以洹水为界,北岸是王室宫殿与祭祀区,南岸是平民区和作坊,还设排水系统,甲骨文中 “邑”(城市)一词已常见。
二、体系形成(西周 — 战国,前 1046 年 — 前 221 年)
西周 “分封制” 催生城市网络,战国 “变法” 让城市功能多元化,规划理论也随之成熟。西周以 “礼” 定城制,不同等级城邑(天子、诸侯、大夫)的规模、城墙高度等有严格规定,如 “天子城方九里,诸侯七里”。都城丰镐(陕西西安)分丰京(宗庙、居住区)与镐京(宫殿、行政中心),是 “双城制” 开端;诸侯国都如曲阜、临淄,均以 “宫城” 为核心,外围绕 “郭城”。
战国时铁器普及、商业发展,城市从 “军政中心” 转向 “经济文化中心”。齐国临淄(山东淄博)是当时最大城市之一,郭城内有商业区 “市”、手工业作坊,还有 “稷下学宫”(文化中心),人口达数十万。同时,《周礼・考工记》问世,提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成为后世都城规划的重要准则。
三、成熟鼎盛(秦汉 — 隋唐,前 221 年 —907 年)
秦汉大一统后,都城规模扩大,功能分区更明确;隋唐达到鼎盛,形成 “规整对称、功能完善” 的都城典范。秦都咸阳以咸阳宫为核心,跨渭水布局,修驰道连接各地,体现 “大一统” 气象;汉都长安(陕西西安)设 “长乐宫、未央宫” 等宫殿区,还有 “东市、西市”(商业区)和 “闾里”(居住区),城墙周长超 25 公里。
唐都长安(陕西西安)是古代都城巅峰,严格按《周礼》规划,呈方形,外城周长 36 公里,有 108 坊(居住区)、东西两市(商业区),街道纵横交错,朱雀大街为中轴,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宫城(皇室居所)、皇城(官府机构)位于北侧,与坊市分离,功能清晰,人口超百万,是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对日本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影响深远。
四、转型演变(宋元 — 明清,960 年 —1912 年)
宋元后城市从 “封闭坊市制” 转向 “开放街巷制”,商业更繁荣;明清都城在继承基础上优化,形成 “宫城居中、层级分明” 的格局。北宋汴京(河南开封)打破坊市界限,商铺可临街开设,出现 “夜市”“早市”,《清明上河图》便展现其繁华;南宋临安(浙江杭州)因地形灵活布局,水系发达,商业区与居住区交融,人口超百万。
明清北京是古代都城的集大成者,以紫禁城(宫城)为核心,外有皇城、内城、外城,街道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左侧设太庙(祭祖),右侧设社稷坛(祭天),符合 “左祖右社” 规制。内城有 “九门”,外城有 “七门”,商业区集中在王府井、大栅栏等地,既有政治中心的威严,又有商业的活力,成为后世研究古代都城的重要实例。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始终与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结合,从早期的防御与王权象征,到后期的功能完善与人文关怀,逐步形成独特的规划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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